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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以現代化為科技哲學新學術生長點的合理性

來源:論文聯盟  作者:馬科偉 [字體: ]

探究以現代化為科技哲學新學術生長點的合理性

人類的實踐活動正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開展著,既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創造出了一個體現真善美的人化世界,同時也塑造出一個充斥假惡丑的非人態化、異化的世界:一方面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積極效應,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史無前例的負面效應,實踐合理性問題被提上日程。實踐合理性問題的要害并不在實踐本身,當代人類實踐過程中遇到的困境和危機,實質上是人自身的一種危機,是人的文化的危機。
  一、挖掘科技哲學新學術生長點的迫切性
  “學科構成了話語生產的一個控制體系,它通過同一性的作用來設置其邊界,而在這種同一性中,規則被永久性地恢復了活動”。米歇爾·福柯(Miche Foucault)的這種認識,為過去各學科逐漸式微的邏輯提供了支持。但現在的事實是,一方面,可接受的研究對象的范圍不斷擴大,各學科變得越來越不純粹,要在各學科間劃出涇渭分明的邊界線也變得越加困難;另一方面,由于學科的劃分具有挖掘、疏導學術能量的功能,也有助于研究的系統化和技能的專門化,這使人們并不指望徹底廢除學科界線。學科獨立存在權利的基礎,是最大化、最優化地發揮學科的作用。而若使學科作用最大化與最優化,又必須圍繞學科界線的有效性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因此,以時代變遷為楔入點挖掘新學術生長點并由此進行學科的重構也就勢所必然。
  回眸以往,社會科學各學科的重構林林總總。雖然靈活性和凝聚力不同的各學科,其所承受的壓力也互有不同,但相比之下,具有很強包容性、交叉性和邊緣性的科技哲學,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其實,于光遠提出的“重振雄風”的口號,已經讓人聽出了“重構科技哲學既迫切又艱巨”的弦外之音,而且我國學界重構科技哲學的努力也在事實上呈現出“一跨三多”(跨學科研究及理論、內容和方法的多元化)的趨勢。
  認識上,有人認為用科技哲學取代自然辯證法,縮小了自然辯證法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有人接受科技哲學說法,但對其內涵和外延作出不同理解;有人強調科技哲學與恩格斯建立的自然辯證法之間既一脈相承又有重要發展,“科技哲學是自然辯證法的當代形態”。操作上,在我國學位授予的學科目錄中,“自然辯證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www.vxsdm.club收集整理法”已被更名為“科技哲學”(自然辯證法);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已采納《科學技術哲學》稱謂;《自然辯證法研究》和《自然辯證法通訊》仍沿用舊稱,但分別標示不同的選題方向,如《自然辯證法研究》標示的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和科技與社會。
  體例上,突破“自然觀、科技觀、科技方法論”的傳統模式,在宏觀拓展和微觀深入原則下,推出許多探索性新思路,主要有二分法———具有穩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內核學科(自然哲學、科技哲學、科技史、科技社會學等)與具有可塑性和可變性的外緣學科(科技管理學、科技政策學、科技法學、科技倫理學、科技政治學等);新三塊———歷史導言(科學技術和哲學發展的辯證法)、科學哲學(認識自然的辯證法)和技術哲學(改造自然的辯證法);四段型———“科學與科學發現、技術與技術開發、科技成果轉化與技術創新、科技與社會”或“自然觀、科學觀、技術觀、科技社會觀”;五層式。自然哲學、科技哲學、科技與社會、人本哲學(人的辯證法)和自然科學研究哲學(自然科學研究的辯證法)。爭論的存在,說明學者對科技哲學的認識還處于反思與重構進行時的躁動狀態,這不僅折射出尋找新生長點的學術需求與學術欲望,同時也構成一股催生重構科技哲學的學術潮流的合力。潮流的奔涌,需要溪流的不斷注入,現代化便是科技哲學重構大潮中的一股溪流。
  二、現代化是科技哲學固有內涵的必然外延
  首先,現代化的緣起與科學發展密切相關。作為完整的歷史變遷,現代化不是近百年才有的。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集體學習的專題之一,是“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考察”。所以選擇這個時段,是因為現代化的序幕可以追溯至15世紀前后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現代化意義,可以借用韋伯(M.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默頓(R.K.Merton)在《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提出的不朽的“韋伯-默頓命題”加以說明,即新教倫理以“預定論”激發了人們建立月下天堂的渴望,以“對魔力的反對為其與新科學的自然聯合鋪平了道路”,并“使科學獲得了相當的合理性”。新教倫理的基本特征是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精妙結合,而這種結合恰恰體現了現代科學精神的本質,因此“新教主義價值觀和新的自然科學之間存在某種一致性”。與宗教改革一樣,文藝復興也肯定人力的偉大和現世人生的意義,也使人由訴求來世拯救轉向追求現實幸福。文藝復興的成就,不僅局限于通過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等大師的文學藝術作品所體現的“人的發現”,而且還包括由科學家(哥白尼、布魯諾、開普勒、伽利略、維薩里、哈維等)和哲學家(培根、笛卡兒等)共同完成的“世界的發現”。
  其次,現代化的演進以技術革命為動力。從世界范圍看,英國作為人類第一次技術革命的中心,其現代化具有首創性、漸進性、自發性和自足性。許多重要的技術突破和新機器的問世,都由英國人基于英國社會內在自生并孕育成長的現代化原動力加以發明創造。如同新航路的開辟發現了一個地理意義上的新大陸一樣,技術革命也由于召喚出巨大的生產力而在西歐創造了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的“新大陸”。
  作為物化的知識力量,技術革命的種種技術成果,不僅是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現代化得以順利進行的動力。技術革命在現代化中的關鍵性地位,決定了沒有技術革命的現代化不是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化。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與發生在英國現代化之前的包括俄國彼得大帝改革、奧地利瑪利亞·特利莎改革和普魯士弗里德里希大帝改革的“強制性現代化”,都因與技術革命無關而不能被定性為原發型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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